（3）对签署重要军事条约、加入集体安全机制的保留。

[16]白冬：如实回答与沉默权废立之争——基于全球话语中我们的‘地方性知识之再认识，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因此，我国刑事法学界倾向于吸收和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参考联合国人权宪章以及两个人权公约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逐步推动中国刑事法朝规范国家刑罚权和保障人权方向发展，形成符合法治和人权保障原理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

3.生命权的刑事法意涵 第一，死刑的限制适用。第二，确认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基本权利，享有此类权利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因为针对这些主体的刑事诉讼已经发动，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正在接受刑事调查或者审判。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只作一般规定，并没有详细列举。第8条修正案对犯罪嫌疑人的保释、罚金和科处刑罚作出限制性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与人权保障相结合方面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对辩护权保障原则进行了扩充，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10]韩大元：《生命权的宪法逻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达到刑法规定的条件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在戒除了身份继承、卖官鬻爵的宪法国家，这种身份差异指向由军事职业的思维方式、社会功能、道德伦理带来的差异。

[21] （一）议会中心主义原则 所谓军事权的议会中心主义，就是将战争和平问题、军队规模与财政供给、军队组织形式、兵役制度、军事条约的签订等等的最终决策权都赋予代议机关。五职权说是指落实主权意志、统帅本国武装力量作战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战争统帅权，为战争提供财力、物力支持的战争保障权，以及分别决定、宣布和结束战争状态的战争决定权、战争宣布权、战争结束决定和宣布权。随后，英国宪法发展背后折射出的法治、民主价值经由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得以升华、传播。[27][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页。

（2）从军事权的实际运行角度，这能够实现武力的合法化、正当化，同时有效节制其运行。[59]在洛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单纯的趋利避害，而是基于意志、理解力对自然法内容深刻省思的结果。

（三）宪法对不同军事职权的规范内容 1、对武力启动权的规范 第一，武力启动权的主体。第三，强调交涉过程的全程性、经常性。例如《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2条、《爱沙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25条、《波兰共和国宪法》第26条等。（3）任命、提升军官以及解除军官的职务。

[46] 四、宪法上军事权蕴含的内在原理 宪法上的军事权不仅是一系列规范、制度的集合体，同时也是宪法原理与军事问题相互结合的产物，是建立在天赋人权、个体理性、社会契约论等哲学推论之上的。第三，军事法律秩序的创制功能。各国宪法通常将它赋予在国家内部承担最高政治责任的文职政府首脑，主要包括总统、内阁总理等等。其次，它们涉及与战争、军事相关的诸多宪法关系：（1）发动武力是一种国家主权性活动。

以此为基础，霍布斯所默认的军事专制违背了社会契约的本意。总统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第16条规定在国家安全遭到威胁时总统得采取紧急措施。

2、对最高统帅权的规范 第一，对最高统帅权的两种表述方式。在责任制政府当中，由议会最终决策军事问题就意味着最高统帅必须就这些事项向议会负责、接受其监督。

就极端情况而言，这还能维持地方利益的平衡、降低内战和武装颠覆的风险。它是最高统帅权在战术、军事方面的自然延伸。如《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89条、《俄罗斯联邦宪法》第87条等。在此基础上，人们学会运用理性、通过缔结社会契约将个人的权利出让给国家，从而建立公共权威、结束自然状态。[37][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页。议会中心主义可以通过民意的交涉使军事负担被普遍接受。

（3）军队指挥命令权、国防建设权是战争的手段要素，在逻辑上都从属于最高统帅权。（2）对重大军事战略决策权的保留。

这直接限制在国家内部使用军事暴力。只有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出于政治统一体的决断已经作好为自己的生存、独立和自由而战的准备，这个特定的政治问题便优于下面所有的问题：发动战争的技术手段、军队组织的性质，以及战争胜利的前景如何等。

[14]关于这三种要素的递次决定关系以及军事谋略在战争中的核心地位，参见[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34页。如《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第7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87a条等。

之所以将它与军队指挥命令权相区别，有着两方面的原因：（1）从词源学的意义上，宪法上的统帅权是从战略这个概念衍生出来的。在非常情况下，最高统帅可以自行决定动武，但是事后必须经由议会批准授权。宪法上军事权的范畴问题很大程度反映为这些职权的类型划分、配合制约关系问题。事实上，战争、内乱等极端环境很容易使人们忽略宪法条文所内在的正义性、规范性要求，过度强调它的生存保障功能。

纵观世界各国宪法，都对军事问题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规定。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基于维护国家安全、抵御侵略等正义目标才能够动用武力。

如《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第2条、《挪威王国宪法》第93条等。由于组织军队、开展暴力对抗会给公民带来沉重的义务负担，而军事组织的极端压迫性也很容易对内部政治运行形成冲击，因此立宪主义的发端与军事权的规范密不可分。

武装力量是由军人构成的、具有上下级科层结构的战斗组织。这使他们在决策时倾向于坚持国家本位主义的立场、强调战争威胁的经常性、将安全利益视为首要考虑、赞成维持强大而多元的战备力量、抵制激进的外交军事策略等。

随着时代发展很多国家在宪法层面为它设置了辅助机构。（3）规定武力的一般任务，将其限定在抵御侵略、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消极方面。它要达成的效果是政治价值对于军事目标的支配（civilian control）。具体来说，就是对相关权力规范的基本范畴、制度原则、内在原理进行分析。

[20] 第二，规定武装力量的性质和任务。这种规范方式的优势在于借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尊崇地位发挥军队的最大战力，同时体现文官治军的宪法价值和制度安排。

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诉诸战争的权力已经被非法化，转而被自卫权、国际执法权、武装冲突等概念取代。例如《爱尔兰宪法》第15条、《比利时联邦宪法》182条等。

[23][美]汉米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1页。这主要包括：（1）对外派兵、外国军队入境的保留。